“能吃药不打针，能打针不输液”的世卫组织用药原则，在中国早已被颠覆。有公开数据显示，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(袋)以上，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，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.5-3.3瓶的水平。各方利益驱动下，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“输液大国”。

　　在许多医院的注射大厅，“吊瓶森林”的景象已让人见怪不怪。 事实上，输液超过一定量，就会对人体造成伤害，并且可能让患者产生耐药性，严重的甚至会导致“重症感染无药可用”的危险境地。统计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，其中，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。输液滥用，用“吊瓶森林”来形容眼下的现状都不过分。“输液大国”不像经济大国、世界强国那样令人骄傲，说得严重点是耻辱。因为“输液大国”，输掉的不仅仅是医德，还输掉了国民的身体健康。

   近年来，媒体频频反思“输液依赖”现象，却始终未见有效遏制，“每年10万人因输液丧命”足令闻者心惊。

  造成国人“输液依赖”最重要的原因在于“以药养医”的利益链条没有斩断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医院开始实行“全额管理、定额补助、超支不补、结余留用”政策。由于政府所拨经费难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营，药品收入成为其主要收入之一，迅速占据40%以上的份额。静脉药品的价格大多高于口服药，医院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，因此，在利益的诱导下，医生难免会把患者当成输液赚钱的机器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患者基本医疗知识的缺乏，导致了对输液功效的过分迷信，这在一定程度上，成了“吊瓶森林”的生长土壤。眼下，“一生病就输液”已经成为公众的一种惯性思维。事实上，“输液依赖”对医院尤其是条件较好的大医院而言，也并不意味着全是好处，它也会对医疗资源造成一定的浪费，因而，一些大医院对患者动辄输液的要求也曾苦不堪言。北京儿童医院的一项调查显示，输液大厅一个个头顶吊瓶的小患儿中，有一半以上都是家长主动“求输液”的。

　　相比小医院的逐利而为，大医院的“求输液”现象更值得玩味。这种对输液功效的迷信，折射了医患信任的缺失。患者就诊前往往经历长达几小时的等候，而诊疗过程仅需几分钟，这种强烈反差使得患者容易产生“被敷衍、被打发”的直观感觉，造成了对医生诊断的信任缺失。放诸现实语境，“缝肛门”、“产科医生贩婴门”等负面新闻，更让患者对医方产生“习惯性质疑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病人往往会“自行”选择疗效最“快”的输液手段。

　　让“吊瓶森林”枯萎，当然需要斩断医生和药方见不得人的“利益输送”，打破“以药养医”的僵局。但也同样需要修复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，用良性互动为医患信任“输液”。很显然，重建医患信任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医生手中，体现在诊疗过程的细节之中。医生要自觉抵制金钱的诱惑，真正做到对症给药；也要多给患者一些针对病情的解释与治疗方案的合理化建议，讲清楚输液的利与弊，缓解病人“非输液不可”的焦虑感，以医者的人性关怀消融医患间的信任冰山。